随着艺术资本化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艺术品，变身为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其高报酬率不断吸引着大量资金投入艺术市场的洪流之中。但艺术品的“真”与“假”，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决定着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成与败。在谈“假”色变的今天，我们就以占艺术品市场成交份额最大的古代、近现代绘画作品为例，重申“假画”的范畴与意义，为收藏家与投资人抽丝剥茧，挖掘其背后的投资潜力。
　　追根溯源
　　假画的前世今生
假画，又称伪作或赝品，是指非画家本人实际创作，却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四种形式 ——摹、临、仿、造。造假，历代皆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政治需求、个人喜好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或个人、或群体、或区域性地生产假画。早期，古代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以人物为主，且内容多为劝诫、警示之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历代统治阶级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地组织临摹艺术作品，并将其赐予众臣及各地官员，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古玩、字画以及当时创作的艺术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充斥整个艺术市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其中，“苏州片”成为赝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艺术、历史价值在造假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传世赝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方式，它们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绘画教育方法下产生，并且不具功利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就产生了诸多临摹作品。画院，官署名，在中国古代宫廷掌管绘画。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徽宗颇具绘画才能，为画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要求画院画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例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居寀《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行业调查
　　名家仿名家最具收藏价值
贴心忠告
　　旧时高仿艺术品值得关注
　　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还有大量旧时高手仿名家的高品质赝品。这些赝品虽然在当时乃是造假者牟利的产品，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裱，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例如，明代的“苏州片”就是高手仿名家中的精品之作。
　　明代吴门画派的兴盛，为苏州当地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书画造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大成时期。随之出现了一批具备绘画技能的人，他们专以制作假画为生。为了提高造假的水平和门径，这些造假团队开始分工合作，有人专攻书画，有人专攻印章，有人专攻树木，有人专攻山石，大大提高了造假水平。最后，这些造假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书画的复制行业。他们所生产的复制画，后来被称为“苏州片”。而这种书画作伪的区域性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苏州片数量多，流传范围大。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藏有苏州片作品，流传海外的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伪作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印玺。可见，这些伪作曾混入清宫，骗过了皇帝。
　　今天，苏州片仍在各种拍卖、展览、鉴定等艺术品相关场合频频出镜，且多半会令人惊叹!它们逼真之极但绝非真迹，却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而今流行的高仿工艺。这种摹制品，是遵循一切遵照原迹的绘画法则，而不掺杂他人个性的原作副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专家金运昌指出，千百年来，这一部分伪作在学术界往往被列入到真迹当中，就是在鉴定工作中也是另眼看待。而从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观察，纸绢寿命大约千余年，到寿终之时，保存得再好，也会自然消失，这种逼近原作的复制本能取代原本的功能，有继承原本传世的历史意义。
　　业内声音
　　被视为真迹的代笔之作不容忽视
　　代笔，是造假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代笔是在本人授意的情况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有时甚至是本人参与的参半代笔。一般情况下，画家因太忙而无暇应酬，或不愿意应酬、应酬不了而请人代笔。历代的画家们多是学生、故旧、家人为其代笔。明代画家董其昌，因身处松江画坛主帅位置，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当求画者络绎不绝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让他的学生及弟子、画工们代笔。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和启功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都明确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之多，即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赵洞、叶有年、李流芳、王鉴等人。藏于天津文物商店的《倚松阁图》轴即沈士充代笔。同样，吴昌硕书画名声大噪，晚年求画者甚多，忙不过来时，花卉就请他的弟子赵子云代笔，山水、人物请王一亭代笔，然后由自己落款。历史上，也有学生名气大过老师后，老师又为学生代笔的情况。据说唐寅为周臣学生，唐寅出名后，应酬不过来就由周臣为唐寅代笔，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即为周臣所作。
　　中国美术史上还存在一种代笔的特殊现象，原画作者出于自我欣赏，为留名后世而假以他人之手，如宋徽宗赵佶的代笔就是如此。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由此可知，传世的赵佶款的画，风格多异，精粗不一，工拙不等，显然出于多人之手。例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由于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
　　由此可见，代笔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其价值虽不能以真迹而论，但作为艺术家本人认可的代笔品，与真迹之间的价值差距也不会相差太大，不会影响其收藏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名家仿名家、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和代笔之作虽然都属于假画的范畴，但从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制作质量来看，其历史及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容忽视。至于那些今日以高科技产品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伪作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著录作伪的新型赝品，则不但毫无收藏价值，扰乱书画市场，还侵犯了艺术家的知识产权，最终贻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