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著名收藏家张宗宪先生收藏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由佳士德拍卖公司拍卖，约以1.51亿港元成交(见图一)，创造了中国珐琅彩瓷器拍卖世界纪录。
2007年，一件“御制珐琅彩庭园题诗灯笼尊”，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以8400万元人民币成交（见图二），创造当时中国瓷器在国内的最高成交价。
2011年，一件清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估价1.8亿港元（见图三）。也就是这件珐琅彩作品创造了珐琅彩拍卖史上的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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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艺品在拍卖场上的“天价”，许多都是由珐琅彩创造的。据雅昌艺术网数据库显示，截至8月19日，自1992年至今的20年时间内，各大拍卖行曾拍卖的珐琅彩共有2166件，成交比率为52.41%，总交易额近13亿元。珐琅彩一度成为了收藏界的热门“选手”。
那么，何以产生这种现象呢？也许，应当从最开始的那一瞬间说起……
缘起： 一见钟情
珐琅彩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珐琅彩这一绝世名品的珍贵,源于康熙皇帝对它的一见钟情，源于它最为辉煌的前世……
珐琅彩是“洋为中用”的产物。珐琅为外来语音译名，近代画珐琅技法15世纪中叶起源于法国。到17世纪初，法国工匠发明了画珐琅的新方法，其中以法国中西部里摩居的画珐琅工艺品最为著名。即在一种较软的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便成为珐琅料。以这种珐琅料装饰器物，能取得如油画般的色泽和立体效果。17世纪晚期一批画珐琅工艺品由法国等国的使节或传教士带到中国进入宫廷。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细腻逼真的画面、雍容的风采……康熙皇帝在第一眼见到它，就立即被它深深地吸引了，于是立即下令宫中烧制珐琅彩。西方人所采用的是铜胎、玻璃胎来画的珐琅，而康熙皇帝令人在瓷胎上进行了试验并取得成功。瓷胎画珐琅使珐琅的表现力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颠覆了我国瓷器的表现方式与感受，展现了西方人用同样的材料不能展现的一种艺术。这也打开了我国珐琅彩瓷器前世的辉煌之门。
美丽的事物，总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珐琅彩高调的外观，符合了皇家高贵典雅、雍容华贵的气质与风采，符合了皇家独特的品味，这足以让康熙皇帝以及后来的这些天子心动，更足以让现代的收藏家们心动，然而珐琅彩令人醉心的却不止于此。
缘进： 不可多得
珐琅彩的珍贵还在于它的不可多得。
清代珐琅彩传世的数量不多，因为珐琅彩的制作工艺是极为复杂的。在古代皇宫，珐琅彩是在皇帝直接干预、监督下，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由皇宫内“造办处” 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上好的白瓷素胎，再经“如意馆”画师打稿、绘画、填彩等绘画工序之后，然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烘烧而成的。一件珐琅彩每上一种颜色就需要进窑烧制一次，颜色越多，烧制的次数就越多，工序就越复杂，损坏率也就越高。一件成品往往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往往制作一件珐琅小瓶要精描细绘三至四个月时间，成本昂贵，耗时长，但成品率却较低。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三代皇帝都将珐琅彩放置于宫中烧制，亲自监督。此外，每件珐琅彩都具有一种不可复制性。在这世上是绝对不会有相同的两件珐琅彩作品，这也为每一件珐琅彩都增添了一种独特魅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了解并掌握珐琅彩从开始画到烧造到完成的整个过程是一种享受。这是其他瓷器从未也不会享受到的待遇。它也满足了皇帝天生的控制欲。
也许就是这样的不可多得，才更让几代帝皇对之欲罢不能；也许就是这样的欲望，才使得几代帝皇想要亲眼见证；也许就是这种见证，才使得珐琅彩成为了唯一的中国御用艺术。这种御用赋予了珐琅彩高贵的地位，也给予了收藏家们对之难以挥去的冲动和欲望。
缘定：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也是珐琅彩这种原本立足于西方的装饰艺术，能在中国繁殖并且茁壮成长的原由。
“康乾盛世”完成了为政最高标准——国富而民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最兴旺繁荣的时代，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康熙皇帝兴趣广泛，珐琅彩作为“洋为中用”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行“宽仁之政”。他多次召见西方传教士进宫，学习国外的新思想、新科技、拓宽与外界的联系，积极发展社会生产进行改革。使清代社会逐步走向政治统一，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势的“康乾盛世”。
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为珐琅彩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使它无论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在艺术格调上都反映了康雍乾那个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瓷器艺术制作的辉煌成就；使它拥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魅力，也见证了清朝的最强大最繁荣的盛世，改变了清代陶瓷的未来。
清代珐琅彩的珍贵，使得全世界收藏与投资中国瓷器的人，无不对珐琅彩心驰神往。然而收藏是不能代替创造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收藏是为了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而不断积累。在今天，在和谐社会，在两型湖南，收藏珐琅彩绽放了新的光芒……（平为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