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律师调查令，是法院为了支持律师正常办案需要而依法签发的一种文书，用于调查收集如银行账号、档案材料、权利凭证等。有人把这种调查令称为律师的“尚方宝剑”，有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但事实上，因为种种无形障碍，这把宝剑非但不够锋利，甚至经常沦为一纸空文。

    作为律师，调查取证是日常工作，但与之相伴，也是最头痛的事，就是有关单位不配合。

    为此，我国规定，法院可根据审案需要开出律师调查令，支持律师调查取证。

    这种调查令，对依法保障公民权益和促进司法公正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律师调查令，究竟 锋芒几何？

    调查令下 隐情立现

    “想不到一件民间借贷案件，中间隐藏着这么多内幕。”宁波市江北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张海娟一阵感叹。

    从表面来看，那是一起很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有个男子手持一张借条，把一名宁波籍女子告上了法院，借条上，写明借的钱是300多万元人民币。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法庭上，被告喊冤，说根本没有从对方那里借钱，而且她和原告以前曾是男女朋友关系。

    被告律师更是含蓄地指出：原告是以男女朋友的名义，诱骗被告写下这张300多万元的借条，实质就是骗财骗色。

    法庭调查双方的银行账户，并没有发现大笔金钱的转移。这一事实，让张海娟更是疑心。

    这时，被告律师提出一个证据：原告可能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房产登记时，除原告外，还有他的父母和一个陌生女人。被告律师认为，这个女人，很可能已和原告结婚。

    原告的家庭婚姻状况，显然和这件借贷案件直接相关。但这时候，又一个难题来了。

    “这些证据需要被告一方提供，但被告律师到上海调查，还涉及多个部门，对方配合不配合，谁都心里没数。”张海娟说，怀着试试看的心情，签出她做法官这么多年来的第一张发往外地的律师调查令，用词相当谨慎，恳请上海相关门尽可能依法协助被告律师调查。

    对第一次收到的这份律师调查令，上海相关部门也十分慎重，经过再三核实确认，才允许被告律师查看有关资料。

    张海娟说，根据被告律师的反馈，上海的民政等部门很重视调查令，也始终很热情地接待。

    事实证明，原告和那名女子已在上海结婚。如今，案件还没宣判，张海娟不便作任何评判，但她认为，至少通过律师调查令，使法庭对整起案件有了更全面、准确的把握。

    赞好声多 困扰亦多

    这些年，江北区法院每年都要签出数十张律师调查令。

    “地域不同、单位不同，对律师调查令的认可度也不一样。有些部门，律师拿着调查令去就可以了，但有些部门非要法官去才愿意配合调查。”江北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前段时间，江北法院审理一起继承案件。因为20万元的老宅拆迁款，八旬老太李某将自己的子女、外甥子女告上法庭。

    这起案件听起来简单，但涉及被告之多，法官第一次看到时，也着实吃了一惊：25人。

    别的不说，仅是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就足够李老太的代理律师烦恼了。

    无奈之下，律师只好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拿着这张调查令，律师很快就顺利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事实上，不少被告并不知道老宅要拆迁的消息，直到法院送来传票，才惊讶得知。但调查令把他们都“召集”在一起的同时，也使这些后辈更加理解李老太这位长辈的苦心：为了防止将来因为这笔拆迁款产生纠纷，闹得家庭不和，李老太索性把所有后辈全告了，再由法院来主持公道，让大家心服口服。

    “律师调查令，对于律师而言，确实是件好事，可以使律师在调查取证时，依法得到更多的保障。”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忠涨说，这相当重要。

    不过，律师调查令远不是什么“尚方宝剑”，可以所向披靡：在民事纠纷中，到一些银行去查被告的账号情况，却被告知属于私人隐私，拒绝调查；到房管部门去调查房产登记情况，也被告知不能随便向律师公开……虽然律师反复告知对方，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力，但这些单位就是不肯配合，仍常常让律师很是头痛。

    对不少律师来说，最头痛的案件调查，莫过于股权纠纷。“到法院去立案，法院通知说，如果没有工商部门的股权登记记录，难以立案；跑到工商部门去调阅，工商部门又说，只有法院立案后，才能让调阅档案。”一位律师说，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有种“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种疑惑感。

    规范运行 磨砺利剑

    假离婚、假破产、隐匿财产……为逃避法律制裁，“老赖”的花招可谓层出不穷。今年10月，海曙区法院开始推行执行环节的律师调查令，发挥其在破解“执行难”方面的潜力。

    “持令律师所作的调查视同法院工作人员的调查，有关单位必须在有效期内向持令律师提供指定的证据。有关单位或者被执行人妨害持令律师调查的，法院可采取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曙法院执行局法官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规定，各地法院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尝试以调查令、委托调查函等方式赋予代理律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财产调查权。

    律师调查令其实是法院司法权的一种补充和延伸，并不是说法院将调查权全部移交给了律师，而是必须由申请人主动提出，法院审核后才考虑发出调查令。一方面这是考虑到由于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发生过法律关系，更清楚被执行人财产的线索，由申请人的律师即时进行调查，可以提高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效率。另一方面，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通过律师调查令制度，可解决如财产线索的调查等工作，避免了无谓耗费属于公共资源的执行精力，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律师持有调查令，会不会侵犯他人隐私？专家指出，律师对调查中获知的有关信息应当对外保密，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同时，律师使用调查令调查收集的证据形式仅限于银行账号、档案材料、权利凭证等。比如律师持调查令到银行调查被执行人的情况，应该仅限于是否在该银行有账号，账号是什么等，而无权冻结该账号。

    此外，律师还可以到工商、税务等部门调查被执行人登记注册情况，是否有挪用资金等，或者到相关部门查阅被执行人的股权凭证、房产证、车证等相关信息。但律师只有收集信息的权力，再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法官，而无任何强制执行权。

    不过，专家指出，律师调查令，只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法院采取的一种救济措施。只能部分缓解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治本之策，还是需用更多的刚性制度来保障和规范律师的调查权，从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信勇：律师之所以遇到调查困境，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政府机构的信息还不公开。通常而言，凡是在政府或有关部门登记的信息，都应该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所以，要解决律师调查难的问题，治本之策，还是要促使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法院开的调查令，所起作用有限，只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