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这套四卷本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发现，生于1972年写传奇故事的丹麦作家彼得·阿道夫森毕业于丹麦作家学校。而生于1975年的罗马尼亚作家卢西恩·丹·特奥多罗维奇一直在一份《文化增刊》的周报做编辑。还有生于1977年的白俄罗斯作家维克多·马丁诺维奇毕业于白俄罗斯中央大学新闻系，一直任《白俄罗斯报》主编。同样生于1977年的黑山作家奥格年·斯帕希奇则一直在《新闻报》做文化版的编辑记者，并且曾在2007年参加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创意写作班。

媒体从业的经历，或者就读过作家班的经验，让这些作家们有共同的阅读体验，比如，这些人大多都阅读过卡尔维诺或者卡佛，又或者读过奥康纳或者福克纳。如果再列举下去，还应该有奈保尔、塞林格、吉根、麦卡勒斯、麦克尤恩等等。总之，和我们身边的七零后作家一样，欧洲的七零后作家，他们的小说叙事经验大都得益于阅读。

　　从小说的标题这里可以看得出，比如葡萄牙作家冈纳鲁·M·塔瓦尔斯的《六故事》便有着塞林格的影子。更有甚者，黑山作家奥格年·斯帕希奇的小说标题《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几乎是一篇为了纪念卡佛而创作的作品。

　　葡萄牙作家冈纳鲁·M·塔瓦尔斯是一个教授哲学的大学教师，他果然适合寓言写作。哲学就是抽象和具体相互转换的最终依据。在这篇《六故事》里，第一个故事经典之极。小说写了一个或许存在的国家，因为某些或许存在的原因而弥漫着悲伤的元素。于是，国家的领导人就决定奖励一些在逆境里仍然面露微笑的人。他们派出便衣在城市里穿梭调查，遇到面带微笑的人，便拦下询问，问清楚身份证号码及具体地址。不久后，这些微笑的人便收到了一张银行的支票，支票的附言栏里登记着“二月份，发现你在街上面带微笑三次”字样。有关微笑的报偿自然吸引了更多的人，不久，这个国家的街道上便越来越多的人面带微笑。这一情形自然吸引了外媒的注意，果然，这个国家因为逆境中的乐观精神而闻名世界。政府悄然取消了微笑补偿，但是，因为没有告知民众，而在大街上，仍然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微笑者。

生于1976年的克罗地亚的女作家弥马·西米克是一个擅长虚构的人，她在《我的女朋友》里给自己的叙事制造了难度。小说里的女朋友是一个盲人，那么，如何与盲人一起看电影，如果描述盲人的各样感受，都是超出日常体验的事情。但是，作者有很细微的观察能力，她贴着那个盲女友的眼睛来感知这个世界，小说的叙事如一个电影一般，比如，我想到了金基德的那部《空房间》。

　　相比较想象力的丰富，我更喜欢土耳其作家埃尔桑·乌尔德斯的《职业行为》，这是一篇挑战传统写作方式的小说，小说里大量的论述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米兰·昆德拉，又或者是后期的卡尔维诺。在《职业行为》里，乌尔德斯写了一个喜欢自作主张的恶作剧翻译家，他喜欢修改甚至改写原著的故事，比如原著里的一个人物死了，他会在翻译成自己国家语言的时候，让那个人再活过来，并主动给他增加故事。结果，他翻译的故事在自己的国家里销售量非常好，甚至远远超过了原著者在自己国家的销量。他为此感到骄傲。这当然是小说，但是，这种打破小说拘囿的写作方法，用一个翻译家的腔调，将一个故事的两种方案都写了出来，实在智慧又脱俗。

　　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我最终喜欢技术以外的东西，比如小说《寻鹅记》中的真实民情与风物。作者是罗马尼亚的卢西恩·丹·特奥多罗维奇，这位生于1975年的报纸副刊编辑，不但写散文小说，而且还做编剧，他的经历，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同样是七零后的浙江小说家海飞，现在做编剧。

　　欧洲七零后的小说家，在这套四卷本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里，所表现出的天赋和叙述经验，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有些小说让我觉得失望。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共同的失落。是啊，叙事技巧的同质化，使得欧洲七零后与中国七零后的作家们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我们的差异越来越多，因为美好是因为不同才丰富。（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