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现代性原本不是个多元一元的问题，而是个“复合”的问题。欧洲现代性中有丰富的亚洲资源;亚洲现代性或东亚现代性中，也有丰富的欧洲资源。

　　本人执行主编的《跨文化对话》，一直关注现代性问题，杜维明先生和乐黛云先生还曾就“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多元发展”问题做过专题讨论。这些哲学层面上的讨论，根本问题在于对现代性做本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假设。或许理解现代性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历史的维度。现代性表现为一种过程，一种在历史中不断融合多种思想与制度资源的变异发展的过程。拉赫等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结构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视野。

　　人们公认现代性形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启蒙哲学、民主政治，缔造了一个模范现代性的欧洲，此后在世界不同地区可能形成选择性或替代性的现代性，那是后事。可是，十八世纪欧洲的现代性又是由何而来的呢？古典遗产？东方灵感？毕竟现代性不是凭空而生的。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现代欧洲自我开放、吸纳异己的阶段，古代与亚洲给现代欧洲巨大的启示；后半段是欧洲自我建构与完成的阶段，欧洲现代性确立并开始向世界推广。《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关注的历史时段恰好是前半段，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化历史上，欧洲如何理解亚洲并接受亚洲文明影响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历史维面上证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现代文明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欧洲塑造了亚洲的现代化运动，亚洲文明也启发创造了欧洲的现代文明。

　　拉赫的研究动机起于他大学阶段听课的感想。在西方的世界史叙事中，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亚洲似乎无足轻重，一部世界史就是西方创造世界或世界逐步西方化的历史。拉赫注意到，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不是欧洲影响亚洲，而是亚洲塑造欧洲，欧洲不仅从亚洲获得巨量的财富与技术，在思想与制度上也深受启发。青年拉赫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他决心对16、17、18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的形成、传播、解释与利用进行全方位的、几乎巨细无遗的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巨大的成果就体现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三卷九册中。

　　拉赫是位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梳理分析史料，而不在论述观点。他收集了欧洲各主要语种的亚洲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例如该书第二卷专注亚洲文明对欧洲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影响。在视觉艺术方面，最初是商人、教士将有中国绘画的书籍、瓷器、丝绸和漆器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几乎同时这些物品也传到意大利，于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视觉艺术中开始出现东方人物、物品甚至所谓的“东方风格”。地理大发现进一步向欧洲展示了亚洲美术，1520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的王宫里已经出现了中国画。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现今还藏有141幅印度水彩画，这些画绘于1533-1546年间，作者可能是某位葡萄牙或葡萄牙-印度混血的业余画家，由著名冒险家平托带回欧洲。画作展现了印度以及非洲、阿拉伯、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六甲海峡、摩鹿加群岛(Moluccas)和中国人的生活场景。欧洲人从这类画作中得到对东方人及其生活习俗，以及东方风物的最初印象，不久，欧洲绘画中也出现了亚洲人的形象，葡萄牙宫廷画家格雷戈里·洛佩斯画的“三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Magi，约1520-1530年)中出现了一位黄皮肤的印度国王，身穿玫瑰色锦袍，戴着珍珠耳饰，上衣和背心以珍珠滾边，胸前捧着敬献给圣婴（Christ Child）的大圣杯。同时代画家费尔南德斯创作的“三贤士来朝”(1530年)里，也有一位东方国王，但这位东方国王的形象更像是东南亚某岛国的土王。老勃鲁盖尔的“三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的背景里有几个东方人以及骆驼和大象。西北欧国家没有赶上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波，但毫不影响他们的艺术创作也有对东方的好奇与向往，尼德兰绘画中出现大量的亚洲花卉、水果、植物与动物，中国瓷器尤其引人注目。有人甚至注意到，欧洲全景风景画受到中国山水画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来自当时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和纺织品上的图案。（参见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章各类艺术，第二节绘画）

在文学方面，“印度故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叙事文学。印度次大陆自古就是一个民间故事的蓄水池。十字军东征后，印度故事从西亚大量流入欧洲，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巴卢兰与曹沙法土的传说，该故事可能源自佛本生故事，却被改编为基督教传奇。拉赫详细追溯了巴卢兰与曹沙法土故事在欧洲的流传与变异过程。拉赫有关《五卷书》在欧洲流传变异的研究更加引人入胜。欧洲不断改写《巴卢兰与曹沙法土》、《卡里来和笛木乃》、《七贤哲》，将大量的印度故事带进了欧洲的宗教和世俗文学。蒙元世纪欧洲人大大拓展了他们的亚洲想象，但丁和乔叟的作品中都模糊地提到一些关于印度和中国的逸闻趣事。对欧洲文学影响较大的是印度的故事套故事的叙事形式。欧洲第一位采用该叙事结构的是薄伽丘（Boccaccio）。他的《十日谈》（约1350），框架结构、叙述方式、故事情节乃至主题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印度故事，《十日谈》中第10天的故事有好几个是对印度故事的改写，而且可能源于佛教故事。（参见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章继承的主题，第三节印度故事的西方流传，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东方故事的形式与内容）

　　拉赫研究现代历史早期欧洲的亚洲知识，研究亚洲文明对欧洲的的观念与制度、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的影响，研究欧洲对亚洲不同地区的印象，从印度次大陆到东南亚岛屿到内陆深远的中华帝国，以及孤悬海外的日本。拉赫具有穷尽所有相关史料的雄心与毅力，让我们感到无比钦佩与感激。《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一部难以面对但又难以回避的巨著。除了那些专注于此领域课题研究的人，很少有谁会完整地阅读拉赫的这套巨著，但任何人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又无法绕过这套巨著，它提供的丰富的史料几乎就像一座专业图书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像一座大山横在我们研究的必由之路上，我们必须翻过它，研究才可能开始；我们又必须不断回到它，研究才可能深入。在这座大山中，孕育着无尽的宝藏，每一处论述都有可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新史料，启发我们的新观点。

　　现代性原本不是个多元一元的问题，而是个“复合”的问题。欧洲现代性中有丰富的亚洲资源，亚洲现代性或东亚现代性中，也有丰富的欧洲资源。现代性是一个文明复合的过程。在哲学层面上讨论现代性的抽象问题，如同天使腾云驾雾，浪漫美好；在史学层面上探讨现代性具体形成的细微过程，则如同大地上芸芸众生的生活劳作，尽管细微琐屑，但却无比真实。（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