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正义力量运用法律武器对邪恶力量的清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公开出版发行，虽然距离东京审判已有六十多年，不免迟来之憾，却仍具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两年半的东京审判虽然漫长，却有助于敲定证词的真实确凿，坐实被告的战争犯罪。审判中增设的“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是以往战争罪犯概念的新扩展，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尤具重大意义。此外，“官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追究罪犯者个人的刑事责任”，都是这次审判确立的良法，对于参与战争犯罪的每个人都有震慑作用。
东京审判坚持让事实说话的“证据主义”，接受作证文件近五千卷。战败时，日本政府将最机密、最重要、最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装进保险箱中，秘藏于残砖断瓦所深埋的保险公司地下室。盟军宪兵在战后偶然发现这一“秘窖”，将历年御前会议、内阁会议、战时核心阁议的记录，大本营决策和作战计划，军部秘密指令和文告，外务省秘密报告和电讯等“极机密”档案，一举查获。这些原始绝密档案，足以揭示几十年来日本最高层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重大决策和措施的全新内幕，是研究日本和亚洲近代史的宝贵资料。其中，天皇首席机要秘书、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木户日记”，多达十余册，价值极大而取证部分极小，原件与影印本全部运美，连一部影印本都不肯留给盟国中国。
东京审判后期，美国已经开始为日本说话，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对抗苏联的潜在力量。这有其必然性。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利用农村构筑军国主义基础。“帝国在乡军人会”“大日本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四大乡村组织，可为日本陆军增加1000万的“平民士兵”。战后这些基础虽受和平宪法制约，处于隐伏状态，但是，它作为滋生右翼势力的深厚土壤，却不容忽视。同时，日本民族性格中，充满高亢的求知欲和贪婪的索取欲，说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必须有。”军国主义者打着“生存”名义，不断外扩，劫掠，发动侵略战争，至今阴魂不散，传承者大有人在，不可小视。
民国初年，戴季陶针对这种窘况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相形之下，一百年后，今天的中国人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认知，究竟有多大变化，值得深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出版，是人们企盼已久终成现实的大好事。以此为起点，继续查寻和引进东京审判在美档案以及盟国和受害国的相关档案与媒体报道，研究支撑战争罪行的思想、文化、情报和谋略等历史源流，当是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相关各界刻不容缓之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责任编辑：杨岚清）
稿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