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让人感到陈旧的话题，它牵涉到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传记式批评。无需回避的现实是，这种传记式批评方法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尤其是在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作者已经不再是意义的来源”、作者的尊崇地位被读者取代的时代，作者已经淡出文本中心主义者的视野，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成为理解作品的必要条件。然而，文学批评者仍然难以对作家主体作用于文学作品的意义视而不见，这可从文学批评史上不间断出现的针对作家作品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中得到证实。因此，关注并试图理清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读者修复一条被废弃的通向作品理解之路，对于认识文学发生的内在机制、破解文学与生命个性联系的“密码”无疑是大有助益的。不仅如此，在今天，当文化大发展视野下文学的存在不再以艺术自足作为唯一条件来考量时，对作家和作品之间关系的重新关注，对于文本中心论认识的偏狭也是一种矫正之举。
有关作家的人生经验和个人感情对其创作的重要作用，作家和文论家们所论繁多。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传记式批评并不以为然，但他还是在其名噪一时的《文学理论》中很客观地评价了这种批评方法，肯定了它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家和作品之间，并非体现为直接、明白的对应关系。有的作家将自己的人生轨迹改头换面，幻化成小说人物的命运经历。读者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有时能够发现作家生命经历蛛丝马迹，特别是作家隐秘的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常常在作品的细枝末节中隐现闪烁。这种不同于传记题材写法的创作，更方便作者倾吐其真实的经历和心迹。研究者经过对作家生平和作品进行对照研究，能够从中发现许多关于作家的珍贵资料，从而为了解作品的形成、研究作家如何将个人的生命历程通过艺术变形融入文学创作提供非常重要的参照。有的作家将特殊经历、情感体验深深烙在记忆中，沉淀为一种无法开释的情结，当他们进入文学写作状态时，便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情感赋予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由此来设计人物的刚柔善恶、喜怒哀乐，安排其人生道路，设计其未来命运。这些形象成为作家思想感情的寄托，读者也能够在其中寻索作家真实的心路历程，从中获得生命的启悟，而评论家则能够从中总结出艺术发生的某种规律。还有的作家将暂时性甚至是瞬间的情感或心态融入作品，从而导致作品出现某种特殊的情感表达。看似突兀奇特，其实细究起来，却是作家偶发的情思、意外兴味的珍贵记录。因此，捕捉作家生活中的点滴，追踪其情感的丝缕，也许正是我们命中其创作脉道的关键所在。
最值得研究的，是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德性等艺术化为作品和作品中人物的灵魂，转化为作品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作品的立场，决定了作品的倾向性，左右了读者的价值判断。读者在隐约可感的某种情绪的控制下跟随作品人物进入作家编制的网络，接受作家的立场、价值观。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是最具权威性，曹丕、钟嵘、苏轼、袁宏道、叶燮直至后世的王国维，均有关于这方面的著名论断。“文如其人”、“知人论世”似已成为中国传统文论家品评文学作品的一种思维习惯。
西方19世纪初期出现了较成体系的传记文学研究理论，以圣佩韦为代表。他的主张与上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不谋而合，他在《新星期一漫谈》中有一段较著名的话：“不去考察作家而要判断他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我愿意说：‘有其树，必有其果。’”他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作家灵魂是作品生命之源。只有高尚的作家才能创造出纯洁、崇高的作品。李星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及其可能》中强调：大作家之大，在于其境界和人格。大视野、大爱、大关怀、大境界是衡量大作家的标准，“没有这个层次，他仅是个文字匠、工艺家，是个搞技术的人物。”这个观点实乃前述旧论的重申。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重提这个话题，无论对文学、对文化、还是对社会、对国家，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高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