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号，一家公益行业门户网站NGOCN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起名为“公益加薪哥”话题，呼吁为薪资微薄的公益从业者加薪。微博一出几天内就被转发数百次。“公益加薪哥”的呼喊打破了这个行业一向保持的缄默和低调，得到了许多公益人的回应和追随。
调查后发现，“公益加薪哥”背后是一个面临生存困境的被边缘化的公益从业者群体，在公众眼中，致力于维护他人权益，扶助弱势群体的施助者在这一刻却成为了求救者，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却是无奈又无助。
公益行业的薪资水平较其他行业低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公益行业中例如政府主导的公益机构、国际公益机构的项目机构或者民间较有影响力的公益机构，在资金筹募和内部运作上较为成熟，因此员工的工资福利也较有保障。相比之下，大部分草根NGO（NGO即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则艰辛的多，员工的薪水也偏低。据了解，很大一部分草根NGO的工资水平低于所在城市的平均水平，甚至达不到最低标准。在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时候，理想在现实的重压下苦苦支撑，这恰恰是很多草根公益从业者眼下的真实写照。
“我们被道德绑架了”
公益并不像其他行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大部分人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于收入的期待和要求也不会太高，他们的内心原动力来自于自身对于公益事业的热爱和坚持。但从事公益久了，很多公益从业者反映一种感受：自己被不知不觉中架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道德的美好本来是用来赞美一个人的，但对于公益从业者来说它有时却是束缚，而始作俑者就是社会公众、整个公益行业，甚至是公益从业者自己。
在社会公众的眼中，特别是公益事业的受助者，公益人的形象是高大的。他们善良热情，如蜡烛般奉献自己，不求回报。社会有种主流的看法，“既然是伟大的奉献者，就该节衣缩食，就不该拿高薪。”这种观点无形中加重了公益从业者在要求合理涨薪时的无力感。
公益机构的领导者自身往往带有道德的光环，往往会先入为主的要求员工，有意无意地将工资设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在项目申请或筹募资金时并不为自己的员工争取更多的利益。
资金提供方有时也带着道德的有色眼镜去审视NGO，“我们出钱，你们出力”的想法使NGO员工的工资被压缩到了一个可怜的份额，在被公众上升到道德高度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公益从业者选择用外界的声音和自我的催眠来麻醉自己，只是偶尔醒来才发现高处不胜寒。
外界眼中的道德优越感并不能计入公益从业者付出辛劳和汗水后的现实回报，“道德和信念不能喂饱肚子，不能支持生计”，一位基层公益从业者抱怨。
在很多人眼里公益从业者似乎就是天使的化身，可公众往往忘记了，他们并不是真如天使般不食人间烟火，回归生活后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也需要养家糊口，有时压垮他们脊梁的不是现实的重压，而是道德的重负。
这是个越来越专业化的职业
时下社会对于公益行业的了解仍然是模糊甚至有失偏颇的。大众对于公益的概念可能还停留在点对点的施助上，对公益机构的理解限于“临时的捐款中转站”。实际上，NGO做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往往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追求的不再是一时的救助或改善，而是长远的公益传播效应和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
如今中国NGO呈现出了职业化的发展趋势，许多机构通过项目实施和合作去推动公益。例如一家民间环保NGO想做一项关于城市河流污染的长期研究。资金哪来？光靠社会上零散的捐款难以为继，此时他们会和基金会申请，或者和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寻求赞助或合作，这就要求他们拿出一份详尽的项目策划，包括资金运作、项目内容、具体措施等。从制定计划到最后实施，背后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去推动和跟进。
当我们了解了公益行业是一份具有专业素养的职业时，很多问题就好理解了，作为一份职业，它也应该拥有与其相匹配的薪资待遇，不然何来人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如今很多NGO采用的仍是情感管理模式，企业有意无意的利用身份的道德优越感去弥补微薄的工资，这似乎并不利于整个公益事业的长远发展。
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达尔问创始人冯永峰一直反对压缩员工工资的行为，他认为公益是一份职业，“公益是整个行业在奉献，但个人不能说在奉献。职业从业人员，就要走职业的标准去对待，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待遇。公关手段里可以加大情感道德成分，但运行的过程中要和社会的基本生态系统的原则合拍。”
部分NGO仍是专制王朝
相比国外相对成熟的NGO模式，我国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公民意识和自觉意识。中国的民间NGO从八十年代中期诞生至今，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还不太成熟。有的NGO 采用的仍是以创始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由领导者说了算，这样一来内部决策上就缺乏民主，这种类似政府官僚式的管理方法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国内的民间公益组织一直面对的难题是人员流动性大，归根结底关键仍是待遇问题，包括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待遇。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投身公益行业的人倒不怎么看重工资，更在意的是工作机构是否提供足够空间施展抱负。有公益组织员工表示，自己所处的公益组织内部仍像专制王朝，例如领导者与员工发生分歧时，并没有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最后矛盾激化累积为不和。当员工对于薪资的要求被忽视，对职业的远大抱负又无法施展时，离开也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真正民主的管理模式是一种互助的形式，能给予员工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只有保障了员工的双重待遇，才能保障人力的稳定性。NGO领导者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和体会下属内心真正的需要和想法，完善培养和激励机制，才能更利于员工们的成长和发展。
少而精的专职人员，多而广的志愿者
有人认为做NGO的人越多越好，冯永峰却认为，NGO就是以人少为特点，能量体现也是人少。一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做NGO行业，只需要特别适合的人做这个行业。
国内大多数NGO规模都很小，专职员工大多保持在十个人以下，其余的力量由志愿者队伍和兼职人员提供。NGO行业的特殊性造成它对于需要的人才也提出一些要求。职业的特性和时间的验证会筛选出特别适合这个行业的人才。冯永峰认为，NGO的专职团队应该精简化，把无效的人力砍掉，可以提高有效的人员的工资待遇。给一个员工低工资，会直接导致工作效率低、产出低。适当的高工资可以促进高效率的产出。
现在我国的NGO普遍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包括日常运作、内部决策、绩效评估等等。如何能将团队调整到简炼并高效。对于员工的成绩成果如何去进行业绩考评。如何能有效运用志愿者团队。都是NGO眼下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做到这些，那么有限的行政资金资源才能更有效的利用起来，员工的工资进而也能得到提高。
造成公益从业者低薪的原因是多重的，可能来自于机构、领导者、基金会、相关制度的等多个关节，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说，社会的误解在其中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益加薪哥”的呼喊就是为了唤起社会的关注和理解。NGO的改善需要伴随社会发展同步改善，需要社会用宽容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群体。是时候让我们摒弃过去的种种偏见，让公益从业者从奉献的天使回归到平凡的劳工者，并给予他们的劳动以充分的尊重。
“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公益”
女孩小黄现在北京一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NGO工作。今年她刚刚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的法律系，毕业之际她拿到了几份offer。父母都希望她能选择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公益。如今工资3000多，刨去房租后日子过的紧巴巴。但她说这是她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生活才去做的事情。小黄觉得社会赋予公益从业者过多的道德负累，她更希望被看作一名专业的职业人员。对于未来，她仍在观望。
男生小张读大学时就接触了公益，多年来也是国际非营利网站维基百科的活跃者。毕业后工作期间他也一直在做公益志愿者。去年他辞职来到沿海城市的一家民间NGO做上了全职公益人，当时他的工资是1500块，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三个月后，小张离职。离职原因并不是因为低薪，而是来自于内部意见分歧。小张说，当时董事会（资金提供方）和理事会（NGO领导者）在关于项目的方向上发生了分歧。他自己比较赞成董事会的看法，因此找到了理事会的负责人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没多久，小张被开除了。对此，小张认为NGO的领导者在决策上过于专断，对于被开除的决定也一直耿耿于怀。今年他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不过他表示只要有机会仍想回到公益行业，对于薪资只要达到平均标准即可。因为公益才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张叔是一名退休工人，退休后他就在北京一家环保公益机构工作。张叔坚持做环保公益几年了，他觉得像他这一代人做公益，可能也是一种赎罪感。几十年一路走来，看到环境的变化，坏的多好的少。环保应该是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再不做可能会晚。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现在或者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