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国有很好的故事，但是中国的话语还没有跟上。确实，一方面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甚至冲突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但其中不少仅仅停留在解说和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清晰的理论解释和方法体系，即它的文化形象还未统一鲜明到位。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上的话语不是没有，而是众说纷纭，各种各样的主义，旗帜招展，眼花缭乱。

　　中国故事讲不好，中国形象不鲜明，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者说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主要不在于理论资源和起点。我们有愿望，有动力，有资源，更有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障碍主要表现为路径依赖，习惯于沿用旧的方法，缺乏创造力和应对新挑战的勇气，结果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

　　具体来看，当前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一切从既定本本，即从“洋本本”、“古本本”和“官本本”出发。其中，“洋本本”路径依赖主要是指对西方理论成果生搬硬套；“古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儒家情绪主义膨胀和形式主义之风，忽视现代民主法治建设；“官本本”依赖主要表现在以宣传代替研究，以口径代替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创新变成规定范围内的表演。这三种本本依赖，束缚了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应当予以改正。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遭遇困惑，也面临机遇。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东西最为需要：一是科技的突破，通过技术整合出新的发展动力；二是理论的突破，使现有的制度能够得到明确的变革方向。

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今天，中国的发展跟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需要科技的突破以及理论的突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突破的根基和来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讲，它思考人的基本问题，关注人的根本命运，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今天的中国学者，应该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气魄，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内核，从而使其最闪耀、最有价值的东西真正发挥出力量。

　　王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得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患上了失忆症。他们念叨着，今年很困难，明年不确定，后年异常复杂。可是，马克思如果活在当下，他绝不会这样。

　　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涉及到以下几点内容：一是解释力，二是预测力，三是整合力，四是指导力，五是实践力，等等。在我看来，其中预测力最为重要。毕竟，事后诸葛亮人人都可以做到，可预测却很难。科学的预测力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核心。

　　现在讲预测，易经的预测很红火，奈斯比特的预测也很受追捧。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测，不同于上述一般的预测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应当给予信任和信心。作为学者，我们有必要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预测未来发展，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理论前沿、当下挑战与未来前景”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登）

    稿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