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城乡关系，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是向着科学发展的方向演进的，但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仍然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经济和社会结构矛盾。而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可以说，“三化”之中，农业现代化是短腿。从发展趋势看，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工农城乡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还会加深。围绕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统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民工问题是几十年城乡分治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的集中释放。当下的农民工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进城农民工的60%以上，总量超过1亿人，他们正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您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哪些不同？
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的最大特征是基本脱离农村但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基于成长背景环境的变化，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总体进入小康、农村摆脱贫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生活在温饱的环境中，没有挨过饿，进城打工不是为了求得温饱，而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读完了初中，有些还上过高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因此他们外出打工对就业有更高预期，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信息通讯高度发达、社会高度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和乡村文化有了较大差异，外出打工更多地是基于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比起父辈来就业机会更多，选择余地更大，因而离农倾向也更强，进城定居的愿望更加强烈。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新生代农民工和乡土的联系正在逐渐减弱，融入城市的愿望也更加迫切。您认为他们还会回到农村种地吗？
韩长赋：实事求是地讲，不可能指望新生代农民工再回到农村种地：其一，他们中的多数人本身没有地，二轮承包时就没有分到土地，根本就无地可种；其二，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一离开初中或者高中的校门就到城市务工；其三，他们中的多数人出来后就没有想再回去种地。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占84.5%，希望在城里定居的占93.6%。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也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因此，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调整城乡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必须考虑他们的城市化、再社会化问题，使他们逐步有序融入城市，转为城市居民。
记者：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增加收入、长久融入城市生活，对政府充满期待。如何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韩长赋：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要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要着眼长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一是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广泛开辟就业创业渠道。二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让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三是推进城乡改革联动，在农村关键是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林地、承包地，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在城市关键是保障他们的公共服务和民主政治权利。四是丰富文化生活，加强人文关怀。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使用互联网比例较高的特点，应当重视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五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中央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地逐步安家落户，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
记者：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长赋：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基本解决后，现阶段主要是城乡要素配置剪刀差。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要素城镇化超前，农民城镇化滞后，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
土地方面：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工业项目用地、开发区占地，大多是从农村征用的土地。近年来，尽管征地的补偿标准在逐年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土地净收益流入城市和工业，每年以万亿计。金融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存贷差，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项目。2010年末，全国农户储蓄余额为5.9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只有2.6万亿元，两者相差3.3万亿元。农村资金供给严重短缺，提高了农业的融资成本。劳动力方面：据专家测算，农民工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每年在几千亿元以上。近几年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工资问题比较重视，农民工工资增加较多，但农民工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仍很欠缺，特别是参加社保的比例低。
记者：实现“三化同步”，加快“三农”发展，要素配置是个关键。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作用，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合理补偿机制，进一步使要素向“三农”流动。政府要实施哪些措施来改变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的局面？
韩长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实施“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缩小工农、城乡差距，不仅要缩小收入和生活差距，还要缩小权利和机会差距，也要缩小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差距。
一是改革征地制度，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要防止盲目滥占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更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应当改革征地制度，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原则，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
二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破解“三农”发展的资金制约。积极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大中型银行开展涉农贷款批发业务、小微型银行开展零售业务。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放宽抵押担保范围，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抵押、担保制度。继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增加保险品种，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
三是推进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同保，并逐步实现同城同待遇。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农民外出务工能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劳动安全，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对进城的农民，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允许他们带着权利进城，进退有路。
扎实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记者：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一环，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农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城市还是两套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标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落后，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落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落差更大，水电路气房、信息化与城市都有很大差距。通过哪些路径来缩小差距？
韩长赋：为此，要加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全面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一是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建立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增速、经济发展速度等挂钩的增长机制。
二是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把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
三是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帮扶，普遍实施教育、卫生、文化部门人员到农村服务一定年限的制度。利用信息技术等便利化手段，促进农村共享城市优质公共资源。
四是注重城乡制度衔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制定实施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标准。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总方向应是完善制度、提高水平、逐步并轨，逐步缩小保障水平上的差距，最终迈向城乡一体化。
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记者：目前，对推进城镇化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大城市聚集能力强，城镇化重点是发展大中城市，不必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还有的同志认为，把城镇建设好就行，通过城镇化，农民数量会大幅减少，投资农村是浪费。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有什么样的考虑？
韩长赋：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不同，城镇和农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也不同。城镇化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镇建设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赶农民上楼”。城镇和农村应当和谐一体，相得益彰，不能有巨大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否则就会城镇不像城镇、农村不像农村。中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村欠发达。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坚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一是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宏观和微观、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市民的结合部。目前，我国大多数县的县域经济都比较薄弱，特别是农业大县、产粮大县，一般都是经济小县和财政穷县，支持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壮大县域经济，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农村各类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吸纳农民进城落户的重要载体。加快小城镇建设，要重点发展县城和中心镇，促进产业聚集，提高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和人口聚集能力；加强公共设施建设，重点建设水电路气房等，提高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小城镇管理体制，建立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镇级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小城镇发展活力。
三是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是“三农”工作的一件大事。要搞好村庄规划，把为农民设计住房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推行集中居住，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但在推行集中居住过程中，要注意合理布局，规模适度，尊重农民意愿，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保持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态环境，复垦的土地要用于农业，防止盲目撤村并镇、村改居，求全求大，大拆大建。
总之，顺利推进并加快我国现代化步伐，必须遵循工农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坚持城乡改革联动、发展互动，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稿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