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展示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决心和信心。在强调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同时，有效发挥新兴媒体的监督作用、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反腐行动被放到重要位置。

　　在1月上旬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出工作重点，狠抓任务落实。

　　胡锦涛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大力度，继续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出成效。

　　此间专家分析指出，这反映出在反腐形势持续严峻的当下，中国坚决彻底反腐败的强大政治决心，以及独特的反腐政治优势，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正在走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

　　2012年是中国反腐工作关键性的一年。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工作目标，到这一年要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共十七大以来，反腐采取了很多新举措，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每年公布反腐进展，得到公众认可。而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总体呈现出良好发展的态势。

　　“但是，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官员腐败问题仍然突出。”汪玉凯说。

　　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960461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35934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中纪委围绕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的“五类案件”，处分党员干部20776人。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财富急剧积累、利益关系纷繁复杂，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官本位’‘拜金、享乐主义’等腐朽文化有了滋生土壤，加上制度不完善、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不力，导致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执政用权理念扭曲，消极腐败现象迅速蔓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表示。

　　“腐败问题是造成一些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仇官仇富，实际上是‘仇视腐败’，说明老百姓对公权力滥用造成的腐败蔓延的无奈。”汪玉凯指出，如何利用社会公众力量加强监督公权力是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资金、文化、信息等都在跨国快速流动、整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条件，腐败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公报指出，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新兴媒体反腐在中纪委全会公报中“闪亮登场”，以专项工作安排方式出现。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表明了中纪委对加强网络反腐工作的重视、对网络舆情反应的认可与尊重，也是以积极开放、与时俱进的态度为广大群众提供最直接便利的监督手段。

　　目前，中纪委已建立专门举报网站，全国31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已全部开通举报网站，网上举报成为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目前不少地方还添加了公共服务和交流互动功能，将“市长信箱”“专项投诉及举报”由简单的电子邮箱升级为互动系统，增强了举报、投诉、咨询等功能；设立专人专岗进行信息采集，为反腐工作提供线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缪青博士认为，公民参与对遏制腐败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唯有依靠系列化的制度和公民的参与才能遏制腐败的扩散。”他说，反腐不能光靠事后惩罚，而要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的土壤和社会结构。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形式，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支撑反腐制度具有重大作用。

　　专家指出，互联网监督提供了防止腐败扩散的一种氛围，渠道畅通，网络反腐的参与主体将空前广泛，本身也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反腐教育。

　　不能否认，反腐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专家看来，直到今天，包括被视为清廉指数较高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宣称在反腐败问题上“高枕无忧”。因为腐败与反腐败仍是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突出矛盾。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指出，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仍然存在，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历史过程。

　　中国反腐败专家任建明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要取得根本上的成效，仍然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如果一个社会各个层级的微观结构有资源开放、规则透明和问责的机制，而其宏观结构有系列化的制度和涵容了法与民权的参与氛围，就可以有效阻断既得利益圈子转化成为腐败利益圈子。”缪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