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３２５６７件４４５０６人，人数同比增加１％，其中贪污贿赂大案１８４６４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２５２４人，其中厅局级１９８人，省部级７人。
２０１１年，“高官落马”见证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而“小官大贪”不断涌出，也让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许多代表委员看来，“小官大贪”归根结底是权力的失衡，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重在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反腐“亮剑”，不断揪出“小官大贪”
２０１０年，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曝光。虽官居科级，但其名下北京、海南等地房产达３８处，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２０１１年５月，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副科级）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２２９３万余元，一审判处１９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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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个别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高额贪腐案件的不断发生，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全国人大代表章百家等人认为，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一提起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总是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联系起来。但近年来显露出的“职位低却权力大”“不管审批就管钱”等“小官大贪”频发现象，反映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反腐倡廉制度执行还不够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说，小官员制造大腐败，是行政管理粗放的表现。我国建立的很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制度，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却遭遇执行不力，而人情网、关系网等等又使得监督走过场、发现不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２．７万件，判处罪犯２．９万人。中央纪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公开表示，当前形势是“三个并存”：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遏止“小官大贪”还需下猛药
在纪检监察部门近年来查处的案件中，“小官大贪”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些案件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干部手中权力的错位与失控，受伤害最直接的还是基层群众。
“村虽然小，村里事可是影响几千口人的大事。数额大小不是最重要的，人心最重要。”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党委书记李连成说，不廉政，村就不稳定。
“管理制度上有漏洞，很多制度形同虚设。”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说，以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贪污近亿元的一个股长为例，他贪污了９４００万元，资金这么大，局长怎么会不知道？怎么通过的审核？各环节签字怎么拿到的？是制度的漏洞造成了最后的“大贪”。
在张忠厚看来，“小官大贪”折射出官商勾结，共铸利益链条的腐败本质。他说，社会上有一批人为达到目的，来贿赂官员。如土地开发商，正是为了谋求项目审批后客观的利润，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说行贿和受贿之间有需求。
海南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也印证了张忠厚代表的看法。该案中，１３名村干部正是在原市长“授意”下，负责土地管理、审批、征用等职能部门领导利用职务便利“一路绿灯”，帮助开发商将非法占用的集体土地，受贿金额全部在１０万元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说，“小官”的职位虽低，但配置资源的数量并不少，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机会也不少。目前，与基层腐败制度设计还不到位，群众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增加了小官把权力用到“极致”的可能性。
遏制“小官大贪”，制度防腐是根本
曹建明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２年将加强犯罪分析和对策研究，深入开展预防咨询、预防调查、警示教育等工作，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国家和地方不缺乏监督基层干部的相关制度，缺的是敢于碰硬、勤于监督的纪检、检察干部，以及相关纪检监察制度的落实。“大贪小官”们多是集诸多权力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法制的健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情社会国情下，法制健全还存在一定障碍，“官员为老百姓办事本是应尽的责任，但很多基层干部还缺乏这种意识。”
此外，对权力公开透明的监督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章百家认为，公权力应当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中。无论是“小官”还是“大官”，都要树立“授权有限”观念，权力非法行使，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是违法，矫正扭曲的官本位伦理，形成廉政政府文化。
李连成代表说：“想让干部贪不了大家的钱，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村里事是大家的事，钱是大家的钱，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
一些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官场上弥漫着一种“好人主义”，对于身边的腐败、矛盾和问题，大多三缄其口。大家不愿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一团和气”。这一“土壤”不铲除，“小官大贪”就很难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