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贵州打黑第一案”的庭审过程引起了中国司法界的关注。继在前日的庭审过程中，主审法官驱逐了3名被告律师后，昨日的庭审，又有律师被驱逐，以致被逐律师悲愤难抑，当庭昏厥……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把多名律师驱逐出庭的庭审，都必定是一个失败的审判，而一个失败的审判绝对不会做出一个成功的判决。这一点，自有律师诞生以后，古今中外历史，五大法系判例，概莫能外。这是因为律师的存在，不只是人权进步的结果，也是保证法律公正性、进而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础。

    由于时空的不可重复性，任何案件都不可能被复制或复原。然而，案件的真实，却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因此，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是否会成为法定证据，是否足以具备证明案件“曾经”发生以及怎样发生、或者原本就没发生过的证据力，就必须在多方质证的过程中，努力向案件的真实趋近。律师的存在，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害怕律师，其实就是害怕“真实”；而驱逐律师，分明就是故意驱逐“真实”。

    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以及律师的辩护权利，其实都是“发现法律”的结果，而非“制定法律”的结果。这就是说，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以及律师的辩护权利都有其客观根据，法律不过是将这种客观根据“整理”成法律条文予以公布罢了。没有被告获得辩护的权利，没有律师的辩护权利，法律就难言公正，社会就难言正义。

    一个难言公正和正义的判决，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其所审判的案件“事实”的危害性。从“贵州打黑第一案”的庭审过程看，正如那些被逐律师和尚未被逐的律师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案件的侦查、起诉过程，存在着诸多有待核实的瑕疵和有待排除的“非法证据”。但是，法庭置律师依法提出的合理请求于不顾，罔顾诉讼法的规定，滥用法官权力，随意驱逐律师，把一个本应庄重的庭审变焦于驱逐律师的蛮横。如此，这个案件的庭审尚未进入到实质性的审理阶段，人们便已经大致知道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且已经对这种审判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了预判。

    法官当然是法庭的裁判者。但是，法庭不过是社会大舞台的一个角落而已，法官也不过是在所有公众审视下的一个角色而已。就像“贵州打黑第一案”的庭审，法官以为自己煞有威风，说一不二，但实际上，所有“看客”都已经通过其驱逐律师的举动，看穿了其坚定不移所要达成的目标。在此，昏厥的哪里是律师，分明是法律；而“昏厥”的法律，就难免只是“先验”判决的一个名义。

    其实，根本不用提宪法第125条有关“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性权利，也不用说与诉讼法以及与律师权利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作为专业法律工作者，法官应该比其他人都更懂得相关法律规定及其意义。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做而不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问题，不是讲法律所能讲得通的。并且，像在“贵州打黑第一案”庭审中，律师被逐的事件，虽很“彰显”，却绝非此类事件中最严重、最恶劣的。当然，“贵州打黑第一案”庭审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被逐事件，也再次让人们想起了一些法律工作者一直以来所倡导“设立宪法法院”的提议。宪法法院，其功能之一就是制止、制裁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