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校车应有行驶特权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入选理由:“甘肃校车事故让人痛心不已。儿童是弱势群体，儿童的生命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周洪宇说，应该在全国推行“校车安全工程”，实行校车生产准入制，由国家统一购买校车。
周洪宇主张，校车在行驶过程中应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只要校车停靠在路边上下乘客，校车旁边车辆都要停驶且保持车距。要逐渐使国民认识到校车与消防车、救护车一样，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觉避让校车。
他解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老人优先，而发达国家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儿童优先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中国还缺乏这种理念和意识，由此导致一遇到问题便就事论事，忽略长远发展。
据悉，周洪宇拟在2012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有关校车安全的立法议案。
傅企平：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
入选理由: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会被问责，但是风声过后又悄悄地复出，这种现象引起了傅企平的关注。傅企平举例说，原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因“华南虎照事件”被免职后不久，被调任陕西省轻工业协会副会长。这种做法极大削弱了问责制的公信力。
依现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但这个规定的实施并不透明。傅企平建议，问责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政治责任的轻重，对其未来的复出作出严格限制。每次问责时，应向公众公开即时信息，让问题官员在未来接受公众的监督。
宋心仿：不能一刀切地把农民赶上楼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
入选理由:缩小城乡间贫富差距，让农民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是不是都得让农民上楼?宋心仿代表的回答是“不”。
宋心仿注意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上楼”后遇到了不少问题，菜园子没有了，养猪的地方也没有了。“城市在城市化建设中得到了极大发展，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大，但不要生硬地、简单地把农民赶上楼。”宋心仿说，农村社区化发展是一个方向，但一定要注意不要搞一刀切。要考虑到农民的生活习惯，有区别、有步骤地发展。
在宋心仿看来，与城市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要改变城乡间贫富差距的问题，得通过加大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来实现。
梁耀辉：要让造地沟油者倾家荡产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奥威斯集团董事长
入选理由:“按照现有的处罚规定，要处罚地沟油实在太难了!”梁耀辉说，有基层执法部门曾接到举报，说有人在生产地沟油。等抓到了生产者，证实其确实销售了两吨地沟油后，却发现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地沟油”销售额在一万元以下的，对其只能作出2000元至5万元的处罚，然后再没收他的违法所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梁耀辉说，这么少的罚款起不到威慑作用，他们可以再次生产补回损失。食品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应加大惩处力度，不仅“罚到奸商们倾家荡产”，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让他们不敢造假。另外，还应加强立法，从源头惩处地沟油生产和使用者。只有从重从严处理，才能让广大群众吃得安心，喝得放心。
赵林中：实行乞讨儿童联网公示制度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入选理由:“近年来，拐卖儿童的现象屡打不绝，屡禁不止，社会危害日益严重，但是相关法律却跟不上。”赵林中说，收养法1999年4月1日修订后施行以来已历时多年，再没有修改过。由于流浪儿童受到不法分子控制或是年龄太小，无法主动寻求救助，有些不法分子假冒孩子是亲生的。
对这种现象，赵林中建议，修改法律，细化法律规定，如加大对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行为的惩处力度;对父母带亲生儿女乞讨、卖艺的，也要追究责任。
赵林中还建议，实行乞讨儿童全国联网公示制度，相关部门要针对被拐儿童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建立跨区域联合排查制度;同时，对所有失踪儿童应即时报案、立案，并由警方及时向失踪儿童家长通报解救被拐儿童的各方信息。
杜国玲：让群众呼吸到新鲜空气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入选理由:2011年秋，PM2.5(细颗粒物)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其实，这两年来，杜国玲一直在关注空气质量问题。早在2011年全国人代会上，她就提交了关于“尽快修订和完善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建议。
她说，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尚未把对人体健康伤害很大的细颗粒物污染纳
入监测指标。传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污染物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当前的大气污染特征。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急需修订，并在一定区域内强制执行，以有效减少区域灰霾天气的发生。
“让群众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内容。”杜国玲迫切地说。
据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抓紧修订中。
赵喜忠：通过个税改革为工薪阶层减负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盘锦友谊国家粮食储备库党委书记
入选理由: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提至3500元，如何?赵喜忠的回答是“可行”。他认为，大量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来源，这一结构影响了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加之物价上涨幅度大于个税的调整幅度等，个税免征额调整明显滞后，建议通过个税改革减少工薪阶层的税负。
在赵喜忠等各界人士的呼吁下，201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个税法的决定，将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提至3500元。不过，赵喜忠认为，根据物价上涨的趋势，3500元的免征额也只能保证两至三年的稳定期。从长远考虑，建议国家出台统一调整个税免征额的相关规定。
汪春兰：谁该住保障房可依收入多少“排坐”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入选理由:汪春兰坦言，建保障性住房的目的是优先解决特困群体的住房问题，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认定标准。如果对保障对象界定模糊，势必导致住房保障的泛化，达不到保障的目的。
为了防止不在保障范围内的人成为保障对象，汪春兰建议，把全体居民按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排序，规定其中某一比例为保障范围。当然，要注意甄别申请受保障家庭的真实收入水平，防止保障对象的认定出现偏差。
汪春兰还表示，目前廉租住房分配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困难家庭，像城市中的打工者、进城农民工怎么办?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其住房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蒋婉求：应对网络舆情急需立法规范
代表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
入选理由:“网络拓宽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让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蒋婉求说，现在，对一些社会热点，网络舆论往往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互联网正处于一个舆情高发期，而有关部门对网络的监管仍处于初级阶
段，缺乏危机意识，对一些负面的舆论和谣言，采用的是“水来土掩”的方式，未能及时对舆论的走势作出危机预警分析研判，错失了最佳的网络舆论突发事件的处置时间。
蒋婉求建议尽快推动网络舆论立法，规范网络行为，引导网络舆论监督权利的正确行使，同时也使有关部门早日完成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监管，使网络舆论监督在正当界限内有效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