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农民工看来，“职业公民代理人”收费低廉，是自己的“维权斗士”；但对部分法官及律师而言，他们却是令人生厌的“讼棍”：不专业、乱许诺、乱收费，滥诉、缠讼、恶意诉讼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群被称为“诉讼掮客”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编外人员”，究竟是他们帮助维护农民工权益，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滥诉等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蔡田讨薪请不起律师，便请自己的表哥蔡寿来打官司；陈思杰未经当事人同意，竟然向法院提出百万元精神抚慰金的诉求……在庞大的“诉讼代理人”队伍里，除了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司法资格却以代人诉讼作为牟利手段的“职业公民代理人”。

　　陈明江是中山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职业公民代理人”。“我是在四川宜宾注册的法律工作者，在中山帮老乡做公民代理人已经有七八年了，多半是劳资纠纷、工伤等案件。”陈明江说，由于通常是老乡关系，语言沟通方便，互信度高，有利于纠纷的化解。

　　陈明江做公民代理人源于2003年一个老乡劳资纠纷的案子。“当时老乡讨不到工资，又不懂法，更请不起律师。”这时，他出面作了老乡的案件代理人。在陈明江看来，律师代理的“高档消费”是公民代理的催生要素。他说，外来工经济条件较差，根本给不起律师动辄3000元的案件受理费用，而职业公民代理人在收费上则具有灵活性。由于职业公民代理人并不具备从事法律专业服务的资质，为了获取案源，他们普遍实行“风险代理”和低廉收费，这些公民代理人每起案件预收代理费50元至1000元，作为交通费、材料费等前期支出，显得经济、划算。

　　据调查，自2008年至2010年，在中山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约占法院受理案件数的17%。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许多公民代理人或辩护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反而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2011年12月6日，在法院宣判后，当事人李清获得了6.5万元赔偿金，这与公民代理人陈思杰所许诺的赔偿相差很远。

　　李清自2003年起在中山某木业公司任配料工，大量接触粉尘但无任何防尘措施。2009年1月13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一期尘肺”；同年5月25日，中山相关部门认定其为工伤、七级伤残。

李清被“非亲非故”的陈思杰拦在了去仲裁的路上，并最终做了他的代理人。在陈思杰的代理下，李清将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支付医疗费用等80余万元。然而，在法院的公开审理中陈思杰却提出了1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

　　这让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五庭的主审法官丁向娜始料未及也颇感无奈。“从未有过精神损害抚慰金要价百万元的。”她说，由于此前该案有过仲裁，且被告公司已给李清买过社保，“如果真的要后续治疗，钱也是从工伤保险基金里支出。”

　　陈思杰的“无理取闹”当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经过多次苦口婆心地普及法律知识后，法院终于让原、被告达成调解，公司支付李清6.5万元。而李清不得再就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差额等事项再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

　　类似案件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并不鲜见。在中山市，拥有1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大小企业数十万家。然而，专业律师的配备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常劳动纠纷的需要。“既然正规军不多，那‘游击队’自然就来了。”有专业人士分析。

　　“一些职业公民代理人对法律关系的定性和诉讼规则的掌握都是一知半解。在诉讼中不懂诉讼程序，不能抓住案件的焦点，不能领会法官的引导，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法官和对方律师与其无法在法律层面进行沟通。”第一人民法院民五庭负责人董爱民说，“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而是因为有些职业公民代理人不能正确地掌握取证规则、取证范围，从而不能合法地保护当事人利益。”

　　“一些职业公民代理人为了承揽业务，胡乱向当事人夸海口称一定能将官司打赢，当事人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结果却‘赢了官司，赔了钱’或是该赢的官司却败诉了。”中山市广东任允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任葵说。“职业公民代理人”的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收费项目繁多，表面上收费标准比正规律师低，可实际操作中，常常巧立名目或夸大开支让当事人报销，甚至捏造“请主审法官吃饭”“给主审法官送礼”等事实，骗取当事人钱财。

　　如何对处在“真空地带”的公民代理人进行规范管理？董爱民认为，应该设立公民代理准入、禁入制度。如将与委托人没有明显社会关系的公民代理人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设立具体的准入条件，如法学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等。

　　李任葵也认为，在完善政府机制，增强法律援助能力的基础上，应该加强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建立公民代理诉讼登记制度。　

    稿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