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日，有消息说某省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以为笑谈，未予当真。昨日，又有广东省加入“取消”的行列，纸媒网媒言之凿凿，始以为真。“取消”的意愿说明，人们终于意识到了“农民工”这三个字与现时代的不相称，与“崛起”形象的不相配。

    当然，“取消”一说可否操作则另当别论。首先，“农民工”这三个字为通用汉字，不仅地处内陆中原的河南省用，位于南部沿海的广东省也在用，而且全国各地都在用，甚至海外华人也这么用。如此，河南、广东两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后，用什么称谓来称呼“农民工”所指代的群体，以及如何在全国统一新称谓，都是问题。

    其次，“农民工”的称谓并没有权威机构强制推行使用，“取消”一说所为何来？“农民工”这个名称，既没有登记注册，更不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正式规范用语，本来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取消这样一个称谓，“取消”的操作如何实施，也是一个问题。即使在河南、广东两省，“取消”实行之后，如果仍然有人“顽固”地沿用老称谓，那么，难道还能把这些人逐出省去不成？

    再者，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民工”的称谓，这个称谓所指带的群体也会存在，并且，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所反映和折射的国家现实也并不会因为其称谓的消失而消失。反之，如果与“农民工”称谓所关联的社会问题和国家现实不复存在，那么，“农民工”三个字，必成历史典籍中需要以脚注释之的名词，即使有权威机关推行使用，想必也推广不开。这一点，由杜绝“国骂”努力之成效上可见一斑，更可由推行“请”、“谢谢”等十大文明用语的努力中获得反证。

    其实，“农民工”的称谓，用来指代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群体，倒是一个有几分贴切的称谓，并且因其贴切而流行。“农民工”，其中“农民”，指的是身份；“工”则是指谋生的手段。因此，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首要的就是要取消“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而后再行同“工”同报酬、同待遇、同福利、同保障以及同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国民待遇”原则。要做到这一点，认识问题不是主要的，甚至财政问题也构不成障碍，关键是行动。

    谁都知道，制造并固化农民身份的主要制度化措施就是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所谓创新社会管理，最应该创新、最应该切入的地方，就是户籍管理制度。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早已不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早就成为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羁绊，早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其“取消”、改进的必要性、迫切性早已具备。

    就像“白领”和“蓝领”的称谓，只要社会分工存在，总有指代那些群体的名词存在。因此，把固化农民身份的制度拆解，对全体国民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这当然是某些称谓“取消”或“新生”的前提。任何东西，其珍贵性都不在其称谓如何。大熊猫，是中国大陆对一种动物的称谓；在台湾，这种动物的称谓叫“大猫熊”。就是这种东西，不管称谓如何，不管你要取消“大熊猫”也好，还是取消“大猫熊”也罢，反正它到哪都是宝贝。

    稿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