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加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日前出版发行，该著是对作者之前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余震》的扩展和再创造。由隐喻意味的“余震”向事实层面的“唐山大地震”的标题变换，回归到创作的最初触发点，在寻求包容性和现实性的同时，体现出作者求变、超越的姿态。在作者看来，作为对心中遗憾的补缺，《唐山大地震》是从《余震》的根里面长出来的新枝新叶，读者于作品中寻到的应当是一种新的震撼和感动。

　　客观来讲，《余震》在文学和社会效应上的双赢，使得以之为基础的改写或扩写不啻于一次冒险。因为读者自然会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情节的扩展、人物的增多、命运的变动，是否能保持叙事上的连贯，延续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从内容上来看，《唐山大地震》的核心依然是地震带给万小登的心理重压和精神创伤，以及其接受心理疗救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她的生命轨迹形成一个圈，最终回到故事的原点，卸下压在心头的墓碑，当梦中那扇久推不开、锈迹重重的窗子应手而开时，三十年来的第一滴眼泪破眶而出。

　　与中篇《余震》相比，作者依旧在“蒙太奇”式的时空交错和场景变换中展开叙述。万小登依然处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着一个人的苦痛与绝望，不同的是剧情多了些起伏。小登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是为了躲避养父王德清带来的耻辱感和精神梦魇。小登和丈夫杨阳之间笔墨的增加，旨在突出由小登的“无名头疼”所主导的揣紧一切的生活态度，已经成为束缚丈夫和女儿的外在枷锁；对婚姻中放手与自由的感悟，其实是为小登的归乡进行铺垫。她在养父弥留之际的释然，是心灵自由之后的彻悟，也是对一切的人事和仇怨终将逝去的心安。小登最终重返唐山直面梦境中无数次出现的墓碑，得到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喜悦，而是告别伤口的疼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万家的另外两名成员李元妮和万小达，作为小登之外的另两条线索，获得了足够的表现空间。万家三口人支撑的三条线索串联起整部长篇小说，诉说着个人的悲欢与震后的社会百态。李元妮嫁入万家之前的梦破腿残，显示出命运的无常和她性格中的傲气与倔强，“原罪”与“惩罚”成为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作为生还者，她处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难以两全的自责夹击中。元妮震后和老秦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感经历，最初是生活中相互扶助的需要，其后演变为精神世界的现实寄托；如果说老秦的妻子瘫痪在床是横隔在两人之间的现实障碍的话，老秦妻子去世以后元妮仍未再婚，则是顾惜自己的尊严，不给那些闲言碎语以口实，她和老秦的故事揭示出在地震灾害中无数“被单身”者的道德困境和生存现实。小说最后元妮终于说出当年痛苦抉择时的考量，她心里想的是救小登，因为闺女是娘的贴身棉袄，为了老万家她选择了救小达。这种中国式思维背后自然隐藏着性别政治指涉，但这一规定式“单选题”本身就是命运的宿命式考验，如果救小登，元妮同样会痛苦终生，包括“被救出”的小登自己。

　　万小达的从商打拼经历在《唐山大地震》中得到更细致化的描述，余生者以残缺之躯和伤痛之心面对生活而不堕落，本身即是一种正能量的传达。虽然小达的弃学从商一度使得元妮当初背负着“原罪”感的救助决定失去意义，但小达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别人的施舍和怜悯走向成功，上演了一幕青春励志剧。陆小雅父亲的引入，一再强化着地震对人心理、性格的影响，“地震夺走的，不仅是死了的人的性命，还有活着的人的心。”而这个人仅仅是地震救援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者，不是万家人一样的灾害亲历者。小达夫妇的冲突，将生活在上一代心理阴影下的新一代人推到读者面前，纪登、念登、苏西，他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明净天空。

　　有评论认为《余震》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它关注的是经历了大地震的普通人的心灵史，以“个体性”切入地震这一包含国家、政治、文化、社会等宏大主题的公众事件。这主要得益于作者的从业背景和非常规化的思维方式，她固执地认为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唐山大地震》依然延续着对个体灵魂世界的挖掘。对于那些亲历地震的幸存者来说，物质的损失或可弥补，而深埋于废墟中的恐惧绝望，目睹着鲜活生命远离的幻灭震悚，身体伤残的刻骨刺痛，或如小登一般被生的希望所放弃遭受的心灵破碎，未必随着家园的重建和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平复。因此，张翎对地震后续效应的观照是准确、独到的。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讲，关于惨况和救灾的淋漓尽致描述，是以唐山地震为题材的众多当代作品的习惯性视角。但有时语言的表现功能却不如一个镜头或一副图片的写实呈现，过多地停留于悲惨境况或大爱救助的单调宣示，心底的震撼极易被感知系统的疲倦麻木所代替，多数地震作品缺少感人力量和内容厚度的症结即在于此。

　　《余震》与《唐山大地震》的叙述视角均来自异质文化的别样眼光和作者本身的妙笔蕙质，其故事内核是一种充满中国元素的书写，但后者在讲述方式上更显“中国化”。作者曾表示，《余震》结尾处小登千里寻亲的情节不过是丢给自己的止疼片，小登的疼其实是无药可治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提炼和造就人的,有的苦难是可以把人彻底打翻在地,永无可能重新站立的。这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是相背离的。而《唐山大地震》中，小登归乡寻亲，和养父实现和解的结局经过前面情节的层层铺垫、渲染变得顺其自然，真切可信。自缚与救赎的过程依然残酷，但结局带了些“中国式”的温暖与和谐。

　　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涉及作家身份与文化语境等多种要素，张翎的双重文化身份和他者视域，赋予《唐山大地震》一种理性与克制，没有惊心动魄的灾难场景描写，没有全民总动员式的民族意志表现，没有舍身忘我成就大义的壮举。正如华语文学批评家陈瑞琳女士所说，张翎的小说带来的是一种遥远的冷静，是距离感的清凉，历史的距离，地理的距离，还有心理的距离。有了这种距离，她可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在控诉而在还原；她可以不为冯小刚电影暖色调的改编所左右，依旧坚持其对生活的残酷式理解；她可以保持标志性的语言风格，“淡笔写来、丝丝震撼”，纤柔中透出力度，感性中不失深邃。所以，《唐山大地震》呈现出来的不是惨不忍睹、痛彻心扉、喘不过气的沉重等极致体验，也不是触摸不到大地的漂浮感，而是像透过一层软软的纱去观照沉重的历史，若有所思、若有所悟，有作者期待的不一样的感动，也昭示出“灾害文学”类作品寻求突破的新路向。（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