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一个城市的骨架，是实力的体现。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形象的展现。有了发达的经济支撑，一个城市就具备了更强的吸附与承载的能力；有了先进的文化引领，一个城市就会平添风骨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建设却陷入“误区”不能自拔。文化发展滞后，导致了发展成果不能公平共享、分配不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和各种非主流文化侵蚀等问题日益突出。具体工作中，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的错位和误区，这些错位和误区已成为今天城市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绊马索”。

　　误区一，传承替代建设。认为文化靠自然传承就行了，社会发展主要靠经济建设，因此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中往往习惯于把经济发展当成硬指标，把文化发展当成软指标，在发展战略上不重视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事业需求的发展，文化事业的投入在整个社会公益性事业投入中微不足道。有人把文化比喻成没有名分的“二奶”，“需要时重要，忙起来不要”。这种文化发展中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比例失调，破坏了社会的“生态平衡”。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设和社会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经济建设和市场关系中出现的发展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形成物质占有数量的悬殊和差距，使人们对于文化享受和消费的权利也如同对于权力和金钱的占有一样形成悬殊和差距，形成新的社会不公正，并导致在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道德观念和文化需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现实问题。

　　误区二，产业替代事业。一些地方为了建设所谓的“大市”，就把文化产业量化作为政绩的考核指标之一。如许多地方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文化发展的特定规律，像搞经济建设一样一哄而上搞动漫园区、数码园区、游戏园区、创意经济区等。结果很多园区效益不好，研发活力不足，让原本的“形象工程”最终成了骑虎难下的“烂尾工程”、“闲置工程”。文化建设不等于文化产业。文化本身不能产业化，但是可以发展文化产业。如果以点带面，以小取大，以偏概全，最终导致的后果就像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对文化建设还是对文化产业发展都极具“杀伤力”。

　　误区三，形式替代内容。在这些人眼里文化成了“表面文章”，成了装饰品，成了一块彻头彻尾“粉饰”政绩的“遮羞布”。这是对文化的扭曲与亵渎，说到底就是一种“伪文化”。比如许多地方出现的“名人故里之争”，不分糟粕，泥沙俱下，就连一些早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臣”、“佞人”和文学故事里虚构的反面人物形象，也成了一些地方竞相追逐的“香饽饽”。再如前段时间名不符实的各种“节、会”遍地开花，泛滥成灾，仿佛一个地区没有节、会就没有文化一样，相互攀比，投入越来越多，档次越办越高，致使一些节、会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为了面子“硬撑”。也有一些节、会本来是民间的、风俗的，让一些地方政府嫁接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因素后，结果完全变了调。

　　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经济的转型与融合，文化之间的碰撞、兼融与发展在所难免。文化建设既面临着新的契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城市文化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一是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要把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纳入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的大盘子，彻底解决因投入不足造成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长期“腿短”的问题。努力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同步繁荣。

　　二是文化创意上的突破。要坚决摒弃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伪文化”，增进对城市精神的文化认同，彰显鲜明的城市文化气质。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相继出现的争“大”创“强”热，盲目跟“风”，模式趋同，收效甚微。我认为，城市文化与其在争“大”创“强”上做文章，还不如突出城市的特色和个性，在城市的文化创意上下工夫。要立足本地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三是体制改革上的突破。文化体制改革，要对公益性文化加大投入，转换机制，强化管理，促进繁荣；对经营性文化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完善市场法制机制，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四是文化产业上的突破。要在建立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上，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投资。要积极促进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的融合，应用高科技武装、改造、提升文化产品，带动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重组，形成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业群。

　　五是继承创新上的突破。文化是时间和实践的积淀，是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脱离时代，要在继承中创新，创新中继承。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必须有世界的眼光，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吸纳和利用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张瑞英）